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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以“十個明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作了進一步系統概括，并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置于“十個明確”的首位，提出“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這個“首要內涵”，既是對建黨百年歷史經驗的科學概括，也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創新性發展。

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具有歷史必然性

鴉片戰爭后，為了拯救民族危機，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仁人志士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但都以失敗告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偉大覺醒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斗、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近代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力量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真心實意、義無反顧和百折不撓地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孫中山先生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國民黨內反動集團在他逝世后背叛了他的建黨初心。特別是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妄圖維護反革命獨裁統治，但失道寡助，人心喪盡。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僅三年時間就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進行28年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有2.6萬共產黨員遭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土地革命戰爭一再遭受嚴重挫折，在長征途中瀕臨絕境。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召開的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關，事實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開始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東西方列強給予的嗎？不是！外國列強，從來沒有對中國共產黨發過善心。他們一直視中國共產黨為“洪水猛獸”，要斬盡殺絕。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總數超過3500萬。新中國成立后，美國侵略者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妄圖將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扼殺在襁褓里。經過兩年多的軍事和政治較量，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偉大勝利，我國才有了銅墻鐵壁般的國家安全保障。

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將一個積貧積弱、被人譏笑為“東亞病夫”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在世界上是個奇跡。當前，我們已經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正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深刻領悟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歷史必然性，堅定對黨的領導的自信”。我們要立足百年黨史深刻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歷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選擇，在堅持黨的領導問題上堅定歷史自信。

“首要內涵”凸顯堅持黨的領導的極端重要性

2017年，黨的十九大以“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闡發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2021年，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議》，以“十個明確”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作了進一步的系統概括。相較“八個明確”，“十個明確”的主要變化體現為：一是增加新內容；二是排序有所調整；三是深化和提升原有的一些認識。現在，“十個明確”中處于首位的是由原“八個明確”最后一條關于黨的領導的內容加以擴充而提升起來的，原“八個明確”最后一條關于黨建的內容擴充后作為“十個明確”中壓軸內容。應當怎樣認識這一調整呢？

一方面，這一首要內涵，更加凸顯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原創性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2月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最早提出的，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是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明確提出的。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是他2015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上提出的，他指出，“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這三個重要政治論斷，具有重大原創性意義，被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

另一方面，首要內涵揭示了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要求，既是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重要內容，也是必然之舉，有助于澄清模糊認識，廓清思想迷霧，排除各種干擾，是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必然要求。

“首要內涵”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創新性發展

馬克思恩格斯在發表《共產黨宣言》的同時，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強調要有一個自覺的階級政黨作為實現階級解放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列寧在領導革命和創建蘇聯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黨的建設理論，深刻論述了黨的領導作用。

中國共產黨最初是按照列寧的黨建理論建設的，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黨情的黨的建設理論。鄧小平同志指出，毛澤東同志有完整的建黨學說，“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黨，黨的指導思想是什么，黨的作風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澤東同志重視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反腐建設，提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對于黨的領導作用，他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總結建黨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經驗，進一步強調黨的領導作用。鄧小平同志強調：“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我們的改革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這兩點是相互聯系的，是一個問題。”這些重要論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聯系。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將新時期推進黨的建設作為“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推進，要求“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不斷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黨的十六大后，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化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一方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作了明確概括，豐富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另一方面大力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使我們黨成為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提升了黨的領導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定性作用的認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將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推進到新階段。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首要內涵，將對黨的領導作用的認知提升到更高境界，在中國共產黨黨建理論對科學社會主義作了重大發展的基礎上，又作了一系列創新性發展。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將對黨的領導作用的認知提到空前未有高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突出特點是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形象地說是‘眾星捧月’，這個‘月’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黨中央是坐鎮中軍帳的‘帥’。”這里，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講得非常充分、簡明、通俗。

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進一步凸顯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關系。對于前者，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很多特點和特征，但最本質的特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對于后者，他強調，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這就進一步豐富了黨的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系的內涵，提升了對黨的執政規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

第三，強調“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進一步凸顯對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理論認識和實踐自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強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環節落實和體現。”這揭示了對黨的領導作用的高度認知，凸顯了黨的領導的全面性、系統性、整體性。《決議》指出：黨的領導是全面的、系統的、整體的，保證黨的團結統一是黨的生命；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全黨共同的政治責任，堅持黨的領導首先要旗幟鮮明講政治，保證全黨服從中央。這些新論述，更加強調了堅持黨的領導作用，“帥”位的重要性。

從以上三方面看，《決議》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首要內涵的表述，在總結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基礎上，凝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的領導作用的新認知、新理念、新論斷，對科學社會主義作出了創新性發展。

（作者：石仲泉  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